發表報刊：《求是》雜志 發表時間： 2004年第14期
衛建林
發展本身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何謂發展，以及發展的道路、戰略、模式、方針和政策，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經濟政治和文化歷史環境中，有不同的形成背景、不同的內涵，因而也有不同的結果。發展已經成為今天中國和世界共同關注的重大而緊迫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２０世紀初，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為全人類首先是那些擺脫殖民統治、獲得政治獨立地位的經濟落后國家的發展，開辟出新的歷史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既有作為基于對外政策一部分的發展政策的提出，又出現了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以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發展經濟學，以及發展政治學、發展文化學之類。這種發展學的先驅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在一本給他帶來很大聲望的著作中寫道：“在美國，直到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才開始醒悟到還有人生活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困境之中，醒悟到必須為此做點什么。”（《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第８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他一方面對不發達國家人民的貧困和悲苦懷有真誠的同情并且在發展問題上提出若干忠告，另一方面深感“如果不發達國家的年輕經濟學家陷入發達國家經濟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那將是可悲的。發達國家的經濟思想妨礙那些國家的學者去努力符合理性，而對不發達國家學者們的學術創見更充耳不聞”。他寄希望于不發達國家“有勇氣拋棄那些無意義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時顯然不適當的教條和理論思路，從研究他們自己的需要和問題中刷新思想”。（見《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第１９頁，經濟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就全球范圍而言，在發展問題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以犧牲世界絕大多數人利益，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為代價，以實現自己的發展的發展觀。聯合國把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宣布為“發展的十年”，但緊接著出現了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機。由此，羅馬俱樂部發出關于自然資源的耗損和環境的破壞導致增長極限的呼吁。一個主要在環境問題上使用的口號——“可持續發展”流行開來并且得到聯合國的認可，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如果像一個仿佛經典式的定義那樣，把它僅僅理解為“在不危及后代人、滿足他們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滿足我們現實需要的一種發展”，那就顯然需要提出另一個問題：當前居于主導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和舊的不合理的國際秩序，不僅危及后代人，而且已經危及同代人首先是第三世界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和發展，何況這里既有自然資源的承載力的問題，也有社會本身的可持續問題。
８０年代，在很大程度上經由政治力量推行開來的新自由主義和西方發展學的流布達到極盛，幾乎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每一所大學的必備教材。但是很不幸，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和藥方熱流滾滾，卻并沒有在實踐中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帶來福音。拉丁美洲的８０年代被稱為“失去的十年”。９０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帶來了巨大的動蕩和社會倒退，然后是依次發生于墨西哥、亞洲幾個國家、俄羅斯和巴西的連續不斷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其影響遠遠超出國家的疆界。拉美迎來的是“又一個失去的十年”。至于非洲，至今還處于被日甚一日地邊緣化的過程中。
在照搬西方發展觀的第三世界國家，恰恰由于沒有“從研究他們自己的需要和問題中刷新思路”，產生了兩個相互聯系的后果：對外的依賴性和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由此出現的一些國家在一定時期的經濟增長，不僅不是發展，相反，這種“發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社會平等、教育、文化、就業、勞動者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倒退和國家主權與民族優秀傳統的削弱，成為阻礙發展的深層隱患。甚至西方一些包括繆爾達爾在內的正直學者都已經看出，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發展”，或者說是“反發展”。
正是在“發展”成為全球性口號的時候，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卻是一個貧富兩極分化、道德水平下降、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地球。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南北問題就是發展問題，“南北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并且越來越大”；“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３卷第３５３、２８１、２８２頁）
然而世界人民即使在艱難的條件下，也從來沒有停止探索改變自己不幸境遇和社會發展健康道路的腳步。每天都有正義的呼聲，每天都有新的代價，每天都有新的創造。生活教導著人民。從９０年代后期開始，已經有不止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提出，要由片面依賴外國轉而注重地區聯合和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轉而把解決社會問題即國內貧困化問題擺在首要地位。人們由此看到的不僅是政策的某種調整，而且是在歷史運動最深層發生決定性作用的人民意志的活躍。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文選》第３卷第３１１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掃除了發展的障礙，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從２０世紀中葉起，社會主義中國在戰爭的廢墟上勃然興起，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教育興盛、社會公正、道德進步的發展道路。其間自有一番探索和奮斗的坎坷波折，但是取得了極為豐富的、多方面的經驗和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發展問題理應納入２１世紀馬克思主義者的視野。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人有責任也有資格，對發展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產生在世界人民對社會發展問題的探索和中國人民歷史創造的交匯點上。
在理論上，我們黨的科學發展觀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在發展中始終堅持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成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另一個是，把發展看作是一種洋溢著歷史辯證法活力的社會進步過程。社會發展的一切方面——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發展，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生產發展和生活富裕，當前的發展和一代接一代的永續發展等等，都不可替代而又相互協調地存在于發展這個總體過程中。問題不是彼此孤立地、分散地，而是在相互聯系和協調中提出并尋求解決。
發展是一個包括社會各方面因素的系統的、綜合的進步過程，而不是個別指數百分比的增長。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生產力增長的同時，不能不伴隨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革新。經濟發展居于基礎的地位，同時，人民的權益也要得到保證，教育、文化、科技、道德水平和人們相互關系的文明程度等社會的諸多方面，都需要相應提高。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要先富裕起來，全體人民和全國所有地區都要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要積極學習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和文明成果，但是發展的基礎、目的和根本動力，全在于自己的人民。發展意味著向自然界的索取，然而這應當是尊重自然規律、促進自然界良性循環的發展。在中國，地域廣大的農村的發展，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具有全局意義。只有按照黨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這樣提出問題，才能同把發展僅僅歸結為經濟增長或者其他的片面發展觀劃開界限。
社會不是一種虛幻的存在。社會是人的社會而不是物的社會。社會的發展就是人的發展。恩格斯寫道：“為了認識人類本質的偉大，了解人類在歷史上的發展，了解人類一往直前的進步，了解人類對個人的非理性的一貫有把握的勝利，了解人類戰勝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類同大自然進行的殘酷而又順利的斗爭，直到具備自由的人的自覺，明確認識到人和大自然的統一，自由地獨立地創造建立在純人類道德生活關系基礎上的新世界，為了了解這一切，我們沒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偉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歸在它的名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５０頁）資產階級曾經以追求人的解放和權利的名義反對封建主的“以神為本”的觀念，但是這個階級又制造了“以資本為本”、“以利潤為本”、“以金錢為本”。世上本沒有神，“以神為本”維護的是封建主階級的利益；資本、利潤、金錢實際上也從來沒有“為本”，真正為本的不過是占有資本、利潤、金錢的資本家階級而已。人創造了這一切，而不是這一切創造了人。只有獲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工人階級，才具有剝落一切偽裝、把歷史的真實內容還給歷史的氣概、胸懷和理論的徹底性。這倒使我們想起了毛澤東同志的一句名言：“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５１２頁）
關于社會發展和“人”，馬克思主義的劃時代貢獻包括：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自原始公社解體后，人歸屬于不同的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代替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將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的發展史，最活躍、最強大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胡錦濤同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進行了具有指導意義的闡述：“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就明確告訴我們，以人為本，就是以全體人民為本。這一論斷和我們黨的整個科學發展觀，既體現了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最高目標，又強調了黨在現階段的任務；既顯示著對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充分尊重，又突出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作用。在實現對全社會的領導中，從社會運動的當前實際出發而向著輝煌的未來前進，把嚴格的科學精神和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統一起來，在人民群眾利益的基礎上把發展的持續性和發展的階段性統一起來，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協調和兼顧發展的諸多方面，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執政地位的新的社會條件下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以人為本”，就其字面表述而言，既可以見之于中國古代哲人，又可以見之于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還可以見之于西方跨國企業推銷商品的廣告詞。但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科學發展觀的一個有機部分，“以人為本”已經通過吸取人類在社會發展中積累的有科學價值的認識成果而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其理論基石和理論淵源，在馬克思主義而不在其他地方。這就使它獲得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生命和理論品格。
許多理論工作者已經正確地指出，我們黨的科學發展觀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進步是一個從低級文明到高級文明、從片面發展到全面發展的客觀過程的觀點，關于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全面發展的社會的觀點，關于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并且把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的觀點，等等。不僅如此，還需要進一步指出，問題不在于某些觀點，而在于整個科學體系和世界觀、方法論，在于就其性質而言，科學發展觀本身就屬于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工人階級解放條件的學說。它在全部世界歷史觀中所實現的變革，第一次把社會科學提高到科學的水平，使歷史認識破天荒地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礎之上了。用列寧的話來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始終是社會科學的同義詞。唯物主義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樣，‘多半是科學的歷史觀'，而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列寧選集》第３版第１卷第１０頁）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個別詞句、個別結論和針對特定條件的具體論述可能過時，不顧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而把這些詞句、結論和具體論述普遍化、抽象化為絕對真理，本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于人民群眾的歷史實踐，它不是教義問答而是行動的指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黨從來都強調，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科學發展觀正是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應對世界發展問題、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新的產物。
美國人喬舒亞·庫伯·雷默曾經專門研究拉美問題，爾后出任《時代》周刊記者，現今又在研究中國問題。他把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我們黨的科學發展觀叫做“北京共識”。他關于“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即新自由主義區別的一番評價，聽來饒有興味。
他說，“華盛頓共識”的目標是幫助銀行家，認為發展經濟只需要資本主義的理念和資本自由流動，認為一種發展模式可以使用于所有國家。拉美地區不僅是“華盛頓共識”的重災區，而且也是長期放任他國剝削的重災區。“華盛頓共識”的信譽已經被破壞。“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幫助普通人民，精髓是創新、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利益，核心內容是在全球化環境下創造一種能夠保障國家獨立的增長模式。中國發展的事實是一種力量的源泉。“中國的發展模式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發展模式不同，這種發展模式與‘華盛頓共識'的陳舊思路有著本質區別。”（新華社紐約２００４年６月７日電）中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發展都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如果說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模式”、一種“共識”，而且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但是也不能照搬照抄。每個國家都必須立足本國實際，尊重本國人民的選擇，以實現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目標，尋找和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科學發展觀，集中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既是對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新的總結，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凝聚著１３億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和智慧。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一脈相承的成果，又是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２１世紀人類發展問題的新回答。它是世界歷史進步的產物，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
科學發展觀來自實踐，也還將在實踐中繼續接受檢驗并不斷地豐富和完善。這種豐富和完善的過程，將使它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性貢獻，以厚重的歷史底蘊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從一個重要的方面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